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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動物防疫法的重要意義、總體思路及重點

    時間:2021-02-12    點擊: 次    來源:中國獸醫發布    作者:劉振偉 - 小 + 大

    構建科學合理健全的動物防疫法律制度——關于動物防疫法第二次修訂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劉振偉
    編者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防疫法》已由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于2021年1月22日修訂通過,自2021年5月1日起施行。為了更好學習宣傳和施行這一事關動物衛生安全和公共衛生安全的重要法律制度,中國農村雜志社約請主持法律修改工作的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劉振偉對修改的主要問題作權威解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防疫法》于1997年7月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通過。2007年8月30日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第一次修訂。2013年6月29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和2015年4月24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兩次修正。2021年1月22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第二次修訂,由10章85條修訂為12章113條,向構建科學合理健全的動物防疫法律制度邁進一大步。
    一、修訂動物防疫法的重要意義
    動物防疫法在保障養殖業生產安全、動物源性食品安全、公共衛生安全及生態環境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涉農法律制度中帶有基礎性的重要法律。
    長期以來,由于我國飼養動物量大面廣,養殖方式相對落后,動物及動物產品國際貿易增多,基層動物防疫體系薄弱,動物防疫形勢嚴峻復雜,主要表現在:一是重點動物疫病凈化、消滅缺乏全面的中長期規劃,疫病多發高發突發,潛在風險及防控壓力大。二是人畜共患傳染病防控環節薄弱,制度建設、資源配置、部門協作機制不夠健全。三是動物防疫制度體系不完善。病死動物和病害動物產品無害化處理、動物及動物產品調運監管、動物疫病區域化管理、動物防疫條件審查、動物疫病疫情監測預警等制度建設滯后。四是基層動物防疫機構、隊伍及保障措施難以滿足防疫需要。五是動物防疫責任體系不完善,生產經營者防疫主體責任落實不到位,一些生產經營主體履行強制免疫義務自覺性不強。六是法律責任缺乏剛性。2020年2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關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對非食用性利用野生動物審批監管和檢疫檢驗提出明確要求,需要及時轉化為法律規范。綜上,修訂動物防疫法十分必要。
    二、修訂動物防疫法的總體思路及重點
    認真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落實黨的十九大、十九屆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按照全面提升動物衛生水平和全力防控人畜共患傳染病的目標,著力解決動物防疫面臨的制度性問題,對動物防疫方針、保障公共衛生安全和人體健康的工作機制、防疫責任體系、制度體系、監管體系和法律責任調整完善,構建科學、合理、健全的動物防疫法律制度。
    修訂后的動物防疫法在八個方面得到強化:一是強化對重點動物疫病的凈化、消滅,在全面防控基礎上,推動重點動物疫病從有效控制到逐步凈化、消滅轉變,調整了動物防疫方針;二是強化人畜共患傳染病的防控機制;三是強化對非食用性利用野生動物的檢疫;四是強化對動物疫源疫情的監測預警;五是強化生產經營者的防疫主體責任、行業部門的監管責任和地方政府的屬地管理責任;六是強化動物防疫制度體系;七是強化基層動物防疫體系和保障措施。八是強化法律責任。
    (一)強化對重點動物疫病的凈化、消滅,調整動物防疫方針
    過去,我國動物防疫工作堅持“預防為主”方針,有效控制了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等重大動物疫病大范圍發生。但從動物疫病流行規律看,單純預防難以有效遏制動物病原體變異及侵害,防不勝防,成本很高。有計劃地凈化、消滅對動物衛生安全和公共衛生安全危害大的重點病種,推進重點病種從免疫臨床發病向免疫臨床無病例過渡,有步驟地清除動物機體和環境中存在的病原體,降低疫病流行率,縮小病原污染面,是消滅重點動物疫病的科學路徑。我國于1956年、1996年已分別凈化、消滅了牛瘟和牛肺疫,國外一些國家亦成功凈化、消滅了十多種重點動物疫病,積累了成功經驗。為此,修訂后的動物防疫法將動物防疫方針調整為,“實行預防為主,預防與控制、凈化、消滅相結合的方針”。
    對動物疫病防控方針的調整,是實踐檢驗的結果,也是付出沉重代價后形成的共識。在動物疫病防控技術路徑上,是單純走“疫苗路線”,還是走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凈化、消滅路線”,長期爭論不休。這次修訂,著眼長遠,權衡利弊,確定了“疫苗路線”與“凈化、消滅路線”相結合的方針,取二者之長,有利于最大限度提升動物防疫水平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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